在发表在《柳叶刀行星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剑桥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领导的团队分析了当前的科学文献，发现证据描绘了一幅未来的暗淡图景，因为极端事件加剧了经济不稳定、粮食不安全和精神压力，破坏了基础设施，加剧了性别不平等。

2000年至2019年期间，仅洪水、干旱和风暴就影响了全球近40亿人，夺去了30多万人的生命。这些极端事件的发生代表着剧烈的变化，在过去20年里，洪水的频率增加了134%，风暴增加了40%，干旱增加了29%。随着气候变化的进展，这些数字预计还会进一步上升。

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被认为增加了基于性别的暴力，原因包括社会经济不稳定、结构性权力不平等、难以获得保健、资源稀缺以及安全和执法方面的故障等。这种暴力可能导致长期后果，包括身体伤害、意外怀孕、接触艾滋病毒或其他性传播感染、生育问题、内化耻辱、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对儿童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理解极端事件和基于性别的暴力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对这一领域的现有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这种方法使他们能够把现有的——有时是矛盾的或不足的——研究结合起来，以提供更有力的结论。

该团队确定了41项研究，这些研究探索了几种类型的极端事件，如风暴、洪水、干旱、热浪和野火，以及基于性别的暴力，如性暴力和骚扰、身体暴力、“女巫”杀害、早婚或逼婚以及情感暴力。这些研究涵盖了所有六大洲的国家，除一项研究外，其他研究的重点都是顺性别妇女和女童。

研究人员发现，经济冲击、社会不稳定、有利环境和压力等因素导致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似乎加剧了基于性别的暴力。

根据这些研究，施暴者从伴侣和家庭成员，到宗教领袖、救援人员和政府官员都有。极端事件与基于性别的暴力之间的关系因社会性别规范、传统、脆弱性、曝曝度、适应能力、现有报告机制和法律应对措施的不同而在不同环境中有所不同。然而，在大多数研究的背景下，在极端事件期间和之后发生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似乎是共同的经历，这表明这类暴力的扩大不受地域限制。

剑桥大学公共卫生和初级保健系盖茨剑桥学者Kim van Daalen说:“极端事件本身不会导致基于性别的暴力，相反，它们加剧了暴力的驱动因素，或创造了使这类行为成为可能的环境。”

“这种行为的根源是系统的社会和父权结构，使这种暴力成为可能和正常化。现有的社会角色和规范，加上导致边缘化、歧视和剥夺的不平等，使妇女、女童以及性和性别少数群体格外容易受到极端事件的不利影响。”

经历基于性别的暴力也会进一步增加脆弱性。例如，当面临在救济营地遭受骚扰或性暴力的可能性时，一些妇女或性和性别少数群体甚至在安全之前选择留在家中或返回家园，使她们面临极端事件的额外危险，并进一步限制了她们本已有限的获得救济资源的机会。

极端事件既可能增加新的暴力，也可能增加报告，暴露现有的暴力。经历过极端事件的一些受害者会觉得他们无法再忍受虐待，或者比事件发生前更不愿意报告虐待行为。然而，研究人员也指出，报告仍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困扰，包括受害者的沉默——特别是在那些保护女儿和家庭荣誉和婚姻资格很重要的国家——以及害怕站出来、执法不力、不愿相信受害者和暴力的正常化。

Van Daalen补充说:“灾害管理需要侧重于预防、减轻和适应性别暴力的驱动因素。重要的是，它要由受影响的妇女、女孩、性和性别少数群体提供信息，并考虑到当地的性和性别文化以及当地的规范、传统和社会态度。”

此类干预措施的例子包括提供灾后庇护所和救济服务——包括厕所和浴池——专门供妇女、女孩以及性和性别少数群体使用，或提供专门受过预防基于性别的暴力训练的应急小组。

同样，为妇女和性少数群体和性别少数群体提供赋权倡议，挑战倒退的性别规范，以减少脆弱性，可以为她们的处境提供谈判的机会，并带来积极的改变。例如，妇女团体利用由当地同行促进的参与式学习-行动周期，使妇女能够确定当地的挑战和解决办法并将其列为优先事项，从而改善生殖和孕产妇健康。可以在极限活动管理中调整和应用类似的方案，使妇女成为当地社区的决策者。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