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学院 | 分析:政客们对经济学家的真实看法是什么?

但我们的新研究揭示了政客们在私下被问及对经济学家的真实看法。我们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团队对经济部长、反对党发言人和经济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近100次深入采访。他们来自五个国家——法国、德国、丹麦、英国和美国——从右翼的德国新选项党(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到法国共产党(French Communist party)。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界人士对经济学家的尊重全面下降。他们担心，对这类专家的更多依赖会疏远选民。

很少有政治家视经济学家为专家，就像公共卫生或其他“硬科学家”是专家一样。他们通常支持某个特定的经济学家群体，而不是整个学科。中左翼政客倾向于说，他们唯一尊敬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认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方法“允许我们政治家进行干预”，以促进更大的社会经济平等。

极左政客只宣扬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价值，比如环保主义者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她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增长并不总是可取的。

中右翼政治家最常提到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以捍卫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闻名。他们还表示尊重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即使是那些在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极其尊重主流经济学家的政治家，也发现他们不那么“有用”了。一位英国中间派政治家告诉我们，直到2008年，“经济运行几乎像钟表一样”。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标准经济模型的信任破灭了，这不仅是因为危机本身，还因为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危机。

危机期间的当政者咨询了经济学家，而这些经济学家往往意见不一。在他们离开会场后，政客们感到他们独自“承担责任”。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更了解选民的日常情况，这意味着他们比专家更能确定像汽车报废计划这样的计划是否能恢复信心。在规划如何让经济体摆脱封锁或度过供应链危机时，他们同样感到孤独。

政客们不仅认为经济学家不如其他专家那么团结，因此也不如其他专家那么“科学”，还抱怨经济学家往往不切实际，在一个过于抽象的层面上运作，而且依赖数学建模，而不是现实情况。他们可能会寻找一位在他们需要探索的特定政策领域工作的经济学家。但前提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检验，而经济学家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问题的少数人之一。

我们发现，在丹麦的共识政治体系中，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融合程度更高，许多政党都致力于建立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福利经济模式，联合政府是常态。但在美国(由于经济学家是这一领域的先驱，我们可能认为美国人对经济学家的尊重程度很高)，政客们对经济学家的尊重程度可以说是最低的。他们用“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的政党来标记它们，并表示他们用它们来为自己的论点增加价值。

我们采访的政客也担心求助于经济专家会让选民更加不信任。他们认为，过去将经济与政治领域分离的尝试——例如，赋予央行更多权力——让选民感到困惑和疏远，然后转向提供简单解决方案的民粹主义政客。

在美国，共和党人私下里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煽动”经济问题感到震惊。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精心打造了关于自由贸易和平衡预算优点的连贯一致的经济信息，但他却告诉选民，保护主义将为“锈带”制造业带来就业机会，为他们减税可以通过增加借款来弥补。

随着经济问题在选民议事日程上的上升，许多政界人士对远离移民等文化问题的前景表示欢迎。但他们认识到，如果他们不准备把经济政策问题外包给经济学家，他们就必须更有效地向选民解释自己的政策。他们需要对选民进行经济教育——不是形式上的教育，但至少要更加深入和开放。

选民们认为经济问题比社会和文化问题更技术性。正如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所说，他们“关闭”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理解。但是，他说，政客们必须调动选民的智力，敦促他们努力去理解。他的理想情况是，如果选民得到足够的信息，可以更多地“限定”他们的判断，比如说“嗯，情况可能会更糟”。

政客们必须从选民所在的地方着手准备。一位自由贸易的共和党人用巧克力来说明特朗普的关税是如何让铝包装更贵的。另一个人说，他经常在午餐时间拜访工厂工人，参加问答环节，解释他的经济思想。

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障碍是，政客们往往有道德的经济目标，无论是左翼的社会正义愿景，还是右翼的自由市场价值愿景。

但他们不愿向选民描述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和选民之间存在鸿沟，他们认为选民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然而，我们的研究敦促他们对选民更开放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想在经济政策上赢得信任，他们就必须更诚实地说明他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

本文首次发表于2022年12月15日的The Conversation。